考研政治史纲讲义：9.2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

第二节 探索中的严重曲折

　　（一）“大跃进”和人民公社化运动
　　毛泽东在1958年l月南宁会议和3月成都会议上，批判反冒进，改变了八大确定的经济建设上既反保守、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。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，通过了“鼓足干劲、力争上游、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”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。
　　总路线虽然提出了“多快好省”四个字，但在宣传和实际工作中却只强调突出了“快”，提出“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”。这就导致了不顾客观规律，片面追求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，急于求成、急于求纯。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，批准了一个根据当时形势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第二本账，其各项指标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相比，工业指标几乎提高了一倍，农业指标提高了20％一50％。这次会议成了发动“大跃进”的会议，会后，“大跃进”运动在全国各地开展，以高指标、瞎指挥、浮夸风和“共产风”为主要标志的“左”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。
　　“大跃进”的同时，全国农村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。
　　1958年8月，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《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》，提出“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，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”。会后在全国范围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。人民公社实行“政社合一”的体制，其基本特点被概括为“一大二公”。
　　
　　（二）庐山会议与纠“左”进程的中断
　　1959年在庐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。7月14日，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，着重指出“大跃进”存在的严重问题和突出矛盾，认为这些矛盾的性质“是具有政治性的”；犯错误的主观原因，一是“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病”，二是“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”。
　　7月23日，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，对彭德怀的信提出尖锐批评，认为这代表了党内外的右倾势力对“三面红旗”（总路线、“大跃进”、人民公社）的猖狂进攻。
　　8月2日至16日，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八中全会，作出了《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》。
　　
　　（三）国民经济的调整
　　第一，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。首先，农业生产急剧下降，粮食极度缺乏。其次，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。最后，通货膨胀，市场供应紧张。人民生活极为困戏。
　　第二，八字方针的制定与贯彻。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心认真进行调查研究，调整政策，纠正错误。
　　1960年11月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》（简称“十二条”)，着手解决当时最为突出的农业和农村问题。
　　1961年1月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决定，从1961年起在两三年内对国民经济实行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方针，这是党在经济工作指导方针上的重大转变。以此为起点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从“大跃进”轨道转入全面调整。这次调整首先是从整顿人民公社、调整农村政策开始的。毛泽东在会上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。会议以后，从中央到地方，各级领导深人基层调查研究，在此基础上，先后制定了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》（农业六十条）。
　　从1961年9月庐山中央工作会议起，在刘少奇、周恩来、陈云、邓小平等的主持下，中共中央还陆续制定出有关工业、商业、教育、科学、文艺等方面的工作条例草案，总结历史经验，继续纠正“左”的错误，推动国民经济转入1962年至1965年的三年调整时期。
　　第三，“七千人大会”的召开。这次会议对纠正“左”倾错误，贯彻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具有关键性的作用。会议围绕讨论和修改刘少奇向大会提交的书面报告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。
　　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“四个现代化”的宏伟目标，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是，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，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、现代工业、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，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。
　　
　　（四）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动
　　
　　（五）1975年整顿和“文化大革命”的结束
　　1976年10月6日，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，结束了“文化大革命”。
　　
　　（六）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性质与教训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性质：
　　“文化大革命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和社会进步，而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，被反革命集团利用，给党、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。